68岁女校长自学英语并授课 18年教出14个大学生

18年日出日落,老人始终开敞着她的校门,耗尽全部退休金,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山里娃。17位村民无不为当初举动倍感英明18年前,他们徒步十多公里,将知青返城的她拉上山,从此她再也没下山。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,18年来已有14人考上了大学本科。

她的名字叫朱林惠,今年68岁,村民视她为精神领袖。她说,她要把生命献给大山。

16日,主城的天气还很热,重庆晚报记者下基层到江津区塘河镇硐寨村。这里地处白沙与塘河两镇接壤交界地,山路崎岖,重峦叠嶂。

一排石头垒筑的低矮平房,掩映在硐寨村边缘茂密的丛林中。墙壁没有粉刷,着粗糙的石块和巨大缝隙,门窗随处可见大窟窿。没有校门,唯一用树干制成的旗杆竖立在一块土坝上,显示出这里是一所学校。因旗杆钉子断了,没有挂旗。

“我们的学校,坐落在大山的怀抱,一半在云里,一半在雾里。从校门口铺出的石板路,弯弯曲曲,伸到山脚平地……我们是山里的孩子,山里的孩子成长在学校里。”平房内传出读书声,划破大山深处静谧的空气,充满生机。

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夹着一叠作业本,走出教室。她就是朱林惠,既要教书,又管教学,干的是校长的活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亲切叫她“朱老师”。

朱老师介绍,学校从幼儿班到小学六年级共有学生约60人,只有四年级空缺,其中人数最多的年级有20多人,最少的只有3人(六年级)。学校共5名老师,除了她有退休工资外,其他全是义务劳动,平时还要种庄稼。

重庆晚报记者跟随朱老师走进6年级教室。昏暗的教室里只摆了三张课桌,桌椅破旧,缺胳膊少腿。3名女生端坐,桌上没有课本,只有一个作业本和一支笔。

走上讲台,朱老师在严重掉漆的黑板上,写了十多个英语单词,指着让孩子们念。孩子们读得卖力,但发音不标准,多带江津口音,听起来还有些好笑。重庆晚报记者发现,个别单词,朱老师自己也念错了。

下课后,朱老师放下粉笔,明显感觉她对这节课上得不满意。约60名学生从几间教室钻出,在土坝上追逐打闹。朱老师赶紧到杂物房找出几个呼啦圈交给孩子,这些呼啦圈是她自己用塑料水管做的。

下午4:30,学校放学,学校很快恢复山里的寂静。另4位老师也陆续离开,留下朱林惠独守学校。

晚饭是村民主动送来的。吃完后,天气转凉,朱老师添了一件衣服,碗都没洗,就抱着一个皱巴巴的本子找到重庆晚报记者,“下午你听见了,我们的英语很糟糕,而这种尴尬的英语课我们已开了13年。”朱老师说,由于要跟初中接轨,小学必须教英语。学校没一个老师懂英语,即便买了课本也看不懂。就这些简单的英文单词,她也是自学的,遇到支教老师又作一定修补,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土教材。

她让重庆晚报记者帮她纠正土教材上错误的英标,一边学发音一边做笔记,神情异常专注。看着朱老师头上银丝缕缕,重庆晚报记者的眼眶湿润了。

塘河镇硐寨村62岁的村民陈万伦至今记忆犹新:18年前,山里唯一的村小垮塌,老师离开。学生上学需步行约5公里。遇到下雪,只能在家自习。有的孩子十四五岁了,还没上小学一年级。这时,村民邓立书打听到消息:曾上山当知青的朱林惠返城后,在白沙镇石坝街小学教书,便去找她帮忙想想怎么解决孩子读书问题。

1994年,村民找到朱林惠后,朱林惠花了一周时间,上山做了一次教育状况调查。她发现,山上未读书的适龄人口多达47人,其中年龄最大者已15岁,于是谋生了上山教书的想法。消息传回白岩山,“整个山上像炸开了锅”,不少村民想把朱老师接到自己家。一些人甚至买来过年用的鞭炮,欢迎朱老师。

1994年3月1日,17个村民步行十多公里,到白沙镇把朱林惠请上了山。“大家把朱老师家的锅碗瓢盆,甚至连床都拆了,硬是扛上山来,为的是让朱老师安心住下。”陈万伦说。

一位村民提供了两间土坯房当教室。寂静的山间终于响起读书声,村民们纷纷放下锄头到教室外围观。朱老师清楚记得,第一期学生中,年龄最大的女生14岁才读一年级,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嫁人了。

尽管硬件都简陋到极致,但朱林惠对教学工作没有任何简化。教学大纲、课程安排、考试试卷都严格按正规学校设置。朱林惠上山办学的消息,很快在白岩山上传开,不断有家长将孩子送来读书。第二学期开学时,学生已达百余人,班级扩充到4个。而朱林惠坚持只收课本费,有时还自己掏钱给学生买课本。

“朱老师就像我们山上的一颗启明星,只要有她,山上就有希望。”白沙镇窄口村2组的45岁但利容感激涕零。她的女儿何静是朱老师的学生,今年考上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。因家庭条件不好,常年有病的父亲强迫女儿外出打工。朱老师知道后,筹集了3000多元,9月初把何静送进了川外校园。

“学校没有名分,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有部门接管。”年近古稀的朱老师如今感到有些力不从心,但她仍说:“尽管我早已退休,但只要白岩山区还有娃儿上不了学,学校就要继续办下去。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大山。”

“我从3岁开始,就在朱老师门下读书。小学六年,支教老师和下派老师我数得清名字的有10人,很多老师上不到几天就离开了。”19岁的何芹说,去年,她从江津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,本在主城一家企业打工,月薪2000元左右。今年3月,母亲过40岁生日,她回家探望,顺便到学校看朱老师,得知学校差老师,她主动担起了义务教学任务,同时完成自己成人大学学业。

何安琼23岁,是该校老师刁禄的女儿。她幼师毕业后,在主城一私立幼儿园任教。3年前,她被母亲拉回家,担任起学校的幼儿班教学工作。“作为年轻人,我也想进城教书,但妈妈和朱老师感动了我,山区的这群学生需要我,但对这份几乎没有报酬的工作,我不知能维系多久。”何安琼坦言。

朱林惠坦言,由于条件限制,他们的教育方式确实老土,但就是这些土办法,让山里14个学生通过该校启蒙,如今已经考上了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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